众所周知，中华鲟与武汉和湖北，有着千丝万缕深入骨髓的关联，武汉对中华鲟的保护和研究可谓责无旁贷。然而，在对中华鲟的保护认识、机制保障和资金投入等方面，我们却还只是刚刚起步。
5月21日，正值小满，汉口江滩武汉渔政码前，一条蓝色通道直入滚滚长江，在一望无际的江面上形成了一道靓丽风景。在这里，522尾7月龄的中华鲟，带着“追踪器”被放归长江。同一天，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在此揭牌，可谓盛况空前。
“中华鲟具有高贵而坚毅的贵族精神，一条中华鲟成长到性成熟并洄游进入长江产卵长达数十年，产卵季节还要历经几千公里洄游到金沙江产卵，等幼鱼长大再携带它们旅居外海。”5月21日，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利民坚站在渔政码头前，看着几百尾幼龄中华鲟一个个放流长江既欣慰又有些不舍，他向长江商报公益记者动情地表示，这些放流的小中华鲟再回来可能就是十年以后了。
“但十年以后能否回来，主要取决于我们保护的措施和力度是否到位!”他继而向记者表示。
“中华鲟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据监测，长江里已连续5年未见到中华鲟自然繁殖了。长江商报公益联盟接下来要努力做点什么，否则，我们就有愧于这身边的大江奔流。”长江商报董事长、长江商报公益联盟发起人姚海鹰参与“长江有鱼”中华鲟放归活动后深有感触。他表示，长江商报应该积极搭建公益平台，汇聚A股上市公司和企业家力量，以实际行动倡导和带动更多人参与保护以中华鲟为代表的濒危水生物种，为恢复长江生物多样性作出应有贡献。
践行长江大保护推动生态修复
拍照、量尺、称重，轻盈地摆动尾巴，缓缓消失在长江中……5月21日，湖北武汉举行“携手拯救中华鲟共抓长江大保护”——“长江有鱼”公益放流活动，522尾中华鲟带着“追踪器”，从位于汉口江滩的武汉渔政码头游入长江，奔向大海。它们被寄予厚望：为今后扩大中华鲟增殖放流规模、有效促进自然繁殖恢复奠定坚实基础。
“522尾全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幼苗已全部被植入PIT电子标签，为每一尾中华鲟建立了特定的身份和‘档案’，以方便进行后期的个体追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理事长危起伟说，“今天放流的是027000000000001号到027000000000522号。这个15位编码的开端3位为027，代表着武汉。”
为了随时精确掌握这些中华鲟个体在长江中的分布位置和洄游规律，科研人员在放流的大规格中华鲟体内专门植入了超声波跟踪监测标记，并在沿江布设了监测站。
危起伟介绍，中华鲟已连续5年未见自然繁殖，科学放流中华鲟对于恢复其野外种群繁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放流并不意味着随意投放，放流鱼苗的规格、质量、放流时间和地点等都要遵循“科学性”，确保人工饲养的中华鲟可以顺利地适应野外环境，本次放流的中华鲟都在300—500克之间，属于未成年幼鱼，正是较为适宜放流的规格。
长江商报公益记者了解到，中华鲟是一种海河洄游性鱼类，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华鲟的洄游规律及海洋生活轨迹和开展中华鲟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人工增殖放流以来，中华鲟身上往往会携带各种“标记”以便于研究监测。
危起伟对长江商报公益记者表示，放流中华鲟人工培育群体有利于恢复中华鲟的生物学自然特性，进而恢复葛洲坝下自然产卵繁殖，对于中华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我国为拯救中华鲟开展的增殖放流工作已持续多年。据初步统计，从1981年至今，已人工放流了超800万尾中华鲟。
保护中华鲟不是一个人做了许多，而是许多人做了一点点。2021年3月28日，第一个中华鲟保护日，“长江有鱼”公益项目由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共同发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引导、规范社会公众科学放流珍稀濒危及土著鱼类，修复长江生态资源环境，恢复湖北江段消失的种群，构建政府主导、慈善组织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湖北模式”。
长江商报董事长、公益联盟发起人姚海鹰表示，希望通过媒体搭建公共平台，激活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汇聚资本市场的公益力量，让更多人、更多企业投身到濒危水生物种的保护中，共同践行长江大保护，推动长江生态修复，为中国公益注入新的力量。
保护物种多样性刻不容缓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长江的旗舰物种，中华鲟的存续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长江的水生态环境状况。据了解，我国自1980年开始放流中华鲟，通过开展广泛宣传和教育活动，集中全社会力量来保护中华鲟。
“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伟业一壶茶”，当谈及大众对保护长江生态的认识不够和科研保护经费紧缺时，姚海鹰颇为感慨，他表示，事实上商业成功人士真正投身公益的并不多，能不能在喝酒品茗躺平之外，也多关注一下长江大保护这个家国事业呢?特别是作为长江边上的荆楚儿女，我们要感恩这条亘古奔流逶迤东去的大江，她的博大、哺育、温暖和生态可持续性，远胜宦海功名，超越俗世荣耀，“如果我们都能为长江濒危物种保护做点微末贡献，就是一生中最大的责任和担当”。
同时，保护中华鲟也需要专业的机构机制引领。5月21日，“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揭牌并正式成立，该保护中心由长期从事长江大保护及中华鲟研究的科学家们共同发起，将致力于中华鲟保护相关的公益性工作，并通过保护中心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呵护以中华鲟为代表的濒危水生物种，以恢复长江生物多样性。
危起伟介绍，长江“十年禁渔”给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创造了一个十分珍贵的窗口期，武汉市作为全国淡水生物研究最为集中的城市，具有中华鲟研究最主要的科研团队和技术优势，此次成立“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必将助力中华鲟保护再上新台阶。“江滩两岸加起来有300多公里，这么长的江段应该有鱼文化，我们应该在长江岸线边做好中华鲟等各类鱼的展示，让水下的鱼游上岸，让孩子们更容易知道中华鲟的孵化、成长、产卵、洄游等。”
“武汉是中华鲟洄游的必经通道，保护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调配中华鲟保护资源，进一步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为中华鲟洄游保驾护航。”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表示，“相信保护中心必将能够搭建更多的载体，实现政府与科研院所、专家团队、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为中华鲟保护助力，为实现长江生态系统的修复作出‘武汉贡献’。”
十年禁渔助力野生种群修复
2019年12月27日，农业农村部宣布自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计划。政策实施以来，江豚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宜昌段、武汉段等地，人们惊喜地发现，又出现了江豚成群出没的画面。
在长江大保护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长江十年禁渔”给中华鲟野生种群的修复带来重要契机。充分重视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意义，加以科学指导和规范，已成为学界共识。
危起伟认为，打破中华鲟保护的困境需要五大举措：恢复人工群体的生物学自然特性;大幅度提升科学有效的人工增殖放流;改善产卵场环境，放流人工培育亲本以恢复葛洲坝下中华鲟自然繁殖;新建旁通道仿自然产卵场，扩大自然繁殖;修复索饵场等关键栖息地，提高子代存活率。
同时，制度化规范支撑体系也不可或缺。今年初，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科学放流，强化支撑。包括健全增殖放流苗种供应、科技支撑和社会放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增殖放流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科学评估增殖放流工作成效，为规范开展增殖放流提供有力支撑。还应借助《长江保护法》等颁行的契机，加强中华鲟保护的法制和科普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对长江水生生态的重视与关注，形成管理部门、社会公众和企业的全民参与的“大保护圈”。
“到2030年，中华鲟自然种群得到有效恢复，生境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关键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人工群体资源得到扩增和优化，实现人工群体的自维持和对自然群体的有效补充。”这是《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确立的中期目标。相信在制度、法律、科技等多方的合力下，中华鲟这一极度濒危物种自然种群复壮未来可期。
